《天下豪商》第351章 赶考去也

  深秋时节，寒风萧萧，书生在路，长剑在怀。
  阳谷范家的十三秀才范之文此时也踏上了赶考之路，他也不是第一次考发解试了，不过和之前的两次应举不同，现在他已经不是阳谷义门范的少族长了。
  因为阳谷义门范不存在了！
  家分了，也要败了。
  本来聚族而居的义门，现在分出了几百户，本来可以遮掩起来的丁口、土地，现在全都暴露出来。而且除了其中的三户，其余的范家人都从官户沦为了普通的民户。
  不仅田赋一文少交不得，连丁税、免役钱，也休想少交，还有各种杂税和摊派，也必须要交了。
  在这种情况下，几百户范家人中的绝大部分都会渐渐败落，由自耕之农沦为佃客之户。而且，范氏家族现在也没有能力再供着所有的年轻子弟读书上进了。
  考进士这种事情，对于个人而言是努力加上天才的问题。而对于一个宗族而言，其实是个概率问题……只要这个宗族有足够多的财力去培养足够多的子弟，也就是基数够大了，再低的概率，也是有可以出成果的。
  这就是科举义门的模式为什么能在两宋流行的原因——真正皇封过的义门不多，但是类似的组织管理模式是很流行的——这种模式不仅可以让宗族抱团，以达到占有更多社会资源的目的，同时也因为在族内实行平均主义，可以让更多的子弟得到良好的应试教育。
  呃，当然是应试教育了！不管宋朝科举考试的题目看上去有多么“精英”，实际上都是用知识面相当狭窄的儒家伦理道德去选拔人才。
  所以选拔出来的人，并不都是真正高素质的精英。当然不排除有真正的精英通过应举步入官场，因为接受精英教育的人也可以考中进士。
  比如章惇的侄子章衡就是个射箭百发百中的状元，那是因为他们章家从唐朝开始是世代官宦，子弟当然可以接受高成本的精英教育了。
  而对所有子弟进行精英教育的成本，却不是寻常的义门家族可以负担的。大宋封建社会的精英教育怎么也得精通六艺吧？这种东西向来都是贵族和门阀玩的，义门老农民怎么玩？就算要玩，以义门的财力也只能供少数子弟接受六艺精英教育。这样义门就难免转化为等级相对森严的世家门阀了。
  至于武好古准备推进的那种六艺书院加大学或军事学院的教育模式，根本就是精英教育的升级版，在宋朝差不多就是高等精英教育了！
  六艺只是基础啊！学好了六艺还有大学高等教育或军校的军事精英教育，真是贵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只有富豪和贵族才能自套腰包去承担这两种教育，而要依靠公办（商市办）的话，目前也只能让少数人接受这种程度的高等教育。
  以大宋如今的生产力水平，如果要推行六艺书院加大学或军事学院的高等教育模式，那必然会造成极大的不公平，绝大部分进入大学或军事学院的机会都会落入贵族和富豪子弟之手。
  而从大学和军事学院毕业的贵族、富豪子弟会因为他们的高素质，理论上又能牢牢掌控大宋社会的最话的地方！”范之进连忙说，“不如我们去金拱楼里面坐一坐？”
  “也好。”张克公真是不害怕被牵连的主儿，没有多想就领着范之进和另外一人（是赵铁牛）一块儿入了金拱楼，又钻进了一间僻静的包间，也没叫酒菜，还吩咐小二不得打扰。
  “你们先聊，我去外面守着。”
  赵铁牛其实也和张克公有点认识，此时却不想多说什么，自己就退了出去，把张克公和范之进两人一起留在了包间里面。
  “介仲兄，我，我……”
  张克公看着这个和自己还算投缘的朋友，皱着眉头问：“你莫不是来投案的吧？”
  投案？
  范之进心又有点动，忙问道：“能说得清楚吗？”
  “说个屁啊，”张克公摇摇头，“进了大牢，性命就在西门家手里了！而且施知县也是个糊涂官，他才不会管你冤枉不冤枉呢！”
  施知县现在就等着升官了，范之进就是冤死了，他也没兴趣过问。
  范之进叹了口气，“介仲，我想考发解试。”
  “考发解试？”张克公愣了又愣，“你怎么考？”
  “我想去大名府考……”
  “假名冒籍？”张克公吸了口气，这事儿可不好办啊。
  “户册已经有了，”范之进道，“是江湖上的朋友帮助寻到的……大名府冠氏县的廓坊户，也是姓范的。”
  在今年夏天和初秋时的水灾中，冠氏县城也被大水淹了，不少廓坊户背井离乡逃难到了郓州，赵铁牛托人在须城寻到一户范姓人，花钱买了他们的户册，让范之进去冒名顶替。
  不过买到户册是一回事，拿到本贯解文是另一回事。范之进可不敢直接去冠氏县城，只得找张克公帮忙。
  “也罢，”张克公叹了口气，“我和你走一趟大名府，总归能帮你拿到本贯解文的……也不须去冠氏县，就在大名府城拿吧。冠氏县的水虽然退了，城也毁得差不多了，不少人会移居大名府的。我家在那里有点熟人，总能帮你办个户籍的。”
  大名府也是个将门子弟比较集中的地方，张克公家里面也有人在大名府的禁军里做官，所以有点门路，总能帮范之进搞到本贯解文的。
  ……
  武好古这时也准备离开清州城回开封府了，清州会谈现在已经结束，《清州之约》的草案已经拟好，只要两边的皇上批准了，界河商市就能正式开始建设了。
  这座商市对武好古，对参与其中的开封将门豪商、一部分燕云豪门，以及他们的代理商而言，其实一场大考。这是用实践在检验他们的“执政能力”。因为在界河商市出现前，中国的工商阶层从来没有管理过哪怕一个县的政权。历史上当然有商人宰相，比如秦相吕不韦，也有许多涉及工商的贵族出将入相，但是他们都是作为贵族，依靠“士”去执政的。并不是依靠工商在执政。
  而让处于四民末等的工商作为主体去管理一座城市的实践，在这个时空的华夏，是从界河商市开始的——虽然界河商市商会的股东大部分都是贵族，不过大部分贵族老爷们是不会离开繁华富庶的开封府跑去遥远的界河商市的，真正去那里管事的还是他们的承包商。
  这就类似于日本的武士最初是给不愿意离开平安京的宅男公家们管理庄园的那些人，后来混着混着就成了割据一方的大名小名，让京都的宅男公家们去吃草了。
  顺便再提一点，“承包商”的运营模式在宋朝是非常流行的。连税务和酒务都可以承包出去，何况将门勋贵家营的商业？
  就在武好古将一份堪称是“界河商市宪法”的《清州之约》的草案抄本小心收好的时候，门外传来了乖徒儿杜文玉的声音：“老师，俏金娘来了，就在馆驿大堂候着。”
  “哦，”武好古应了一声，“去把她带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