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事讲将2隋唐》第二十五章 著《重谷论》——李谔

    李谔，字士恢，赵郡南和人，北朝到隋朝大臣。初仕北齐，授予中书舍人，进入北周，出任天官都上士，交好丞相杨坚。隋朝建立后，历任比部侍郎、考功侍郎、治书侍御史，受封南和县伯，病逝于通州刺史任上。
    李谔，学问广博，能写文章，仕于北齐，任中书舍人，能言善辩，常常接待应对陈国的使者，北周武帝平定北齐，任天官都上士。李谔见隋文帝有帝王的志向操守，与之结交甚深，文帝为丞相时，待李谔十分亲近，向李谔询问得失。当时，天下屡有战乱，国家财物浪费很多，李谔上《重谷论》来讽谏，文帝采纳了李谔的建议。
    隋文帝受禅继位，李谔任比部、考功二曹侍郎，赐爵南和伯。李谔性格梗直方正，明达时务，升任治书侍御史，文帝对群臣说“：朕当初任大司马时，常常请求在京城之外任职，李谔陈述十二条计策，苦苦劝阻，不许朕任外职，朕就决意留在朝中。如今这样的事业，全靠李谔的力量。”赐给李谔财物二千段。
    李谔见礼教凋零破弊，公卿死亡之后，子孙就将其爱妾侍婢嫁出卖掉，形成了一种风俗，就上书说“：臣听说追慕远风，慎待其终，人们的德行归于淳厚，三年不要改变，才能称之为孝。如今听说大臣之中，有的父祖亡故之后，时间不久，子孙无赖，就将其姬妾，嫁卖出去换取钱财。有一人这样做，就实在有损于风俗教化。妾虽然卑贱，但因亲自承接父祖衣履，应服重孝三年，这是古今惯例。岂能容许立刻脱去孝服，强行傅施粉黛，泣辞于灵牌之前，送付到他人室中？凡是见到这种情况的人，尚且伤心，何况作为人子，岂能忍受这些！还有一些朝廷重臣，职位声望都很高贵，平生交友，情如兄弟。等其亡没之后，就远如路人，早上听说旧友死讯，晚上就规劝其妾，方便时就嫁出去，以得人求聘为限。没有廉耻之心，背弃朋友情义。而且居家处理事务，可以移于官场，既然不能纠匡私欲，怎么能够赞助政务？”文帝观览李谔的上书而嘉奖他，五品以上官员的妻妾不许改嫁，从此开始。
    李谔又因当时文章崇尚轻薄，流宕忘返，上书说：“臣听说古代聪明的帝王教化百姓，必定改变其听到和看到的东西，防止其嗜好和欲望，堵塞其邪恶放荡之心，指示一条淳厚平和的道路。五教六行，是训导百姓的根本；《诗》、《书》、《礼》、《易》，是进入道义的门径。故而能够家家孝顺慈爱，人人知道礼仪谦让，匡正民俗，调理风俗，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有上书献赋，制讠来镌铭的，都用来褒扬德行，述说贤哲，标明勋业，论证事理。只要不是责罚和奖励，就决不是徒劳无功。
    “下及后代，风俗教化渐渐衰落。魏国的三祖，更加崇尚文词，忽略君主的大道理，喜好雕虫小技。下面的人跟从上面的人，就像影随形响应声一样，争相显示文采，于是就形成一种风俗。江左齐、梁，这种弊病更为厉害，不论贵贱贤愚，只是务求吟诗咏赋。于是又丢掉了理而保存了异端，追逐虚无微末，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超不出月亮露珠这些形象，积案盈箱，只是风和云之类的景物。世俗用这些比较高下，朝廷要根据这些选拔官员。功名利禄之路既然已经开通，爱好崇尚之情就更加笃实。于是，闾里老少，贵游子弟，还不知道天干地支，就先撰写五言诗。至于羲皇、舜、禹的典章，伊尹、傅说、周公、孔子的学说，就不再关心，何曾听得进去！把高傲放诞看作清高虚无，把抒发情感作为勋业功绩，指责儒者的品德操行是古朴笨拙的，借助词赋而成为人格高尚的人。所以，文章日见繁多，政治日益混乱，确实是因为放弃了大圣的楷模，造成了把无用的当作有用的局面。丢弃根本，追逐末节，遍布整个华夏境内，互相学习效法，时间越久就越加盛行。
    “大隋承受天命，圣道始兴，罢黜浮艳的文词，遏止华丽的伪饰。不是胸藏经典，怀抱朴质，志存于道，心依于仁，就不能成为官员，侧身官吏之列。开皇四年(584)，颁诏于天下，公私文章翰墨，都应据实而录。这一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交付有司追究其罪。自此以后，公卿大臣都明白了正道，没有人不仰慕古代典籍，放弃华艳绮糜，选择古代帝王的好典章，行大道于当世。
    “如今听说边远州县，依然继承那种凋敝的世风，选择官吏，举荐人才，不遵循法典规则。宗族同党称赞其孝顺，乡里归于仁爱，要学习就一定学习古代典籍，交往而不随随便便的人，就被摒斥在门外，不加录用；学习不依据古人，追逐世俗，随从时议，写轻薄浮艳的文章，结交朋党而追求名誉的人，就选拔为官吏，举荐到朝廷。大概是因为县令、刺史不推行风化教育，还夹杂私情，心里没有公道。臣既然忝居宪司，就应尽纠察之职。如果听到风声就弹劾，恐怕要有很多人触犯刑律。请求勒令有司，广泛加以搜求寻访，如有这样的人，就陈述情状送达宪台。”
    李谔又因为做官的人喜好自高自大，再次上书陈说其弊端，请求加以纠罪贬黜，以惩戒风范，隋文帝把李谔前后的奏章颁布天下，四海之内都趋于风教，深刻地革除了弊端。李谔任职数年，务求存其大体，不崇尚威严刚猛，因此没有刚正的美誉，而是心存匡谬纠正的志向。
    邳国公苏威认为临近官道的店家，乃是求利之人，从事的行业卑污杂乱，不合乎重农的道理，于是就奏请减少，将店家遣归家乡务农。有人愿意依旧开店，就在他们所在的州县，附录于城市的户籍，仍然命令他们拆去原来的店铺，远离官道，限期办理。时逢寒冬，没有人敢于诉说。李谔因出使别的地方，见到他们这样，认为农民和工人各有其业，各自依附所安之业，行旅中的店铺和集市上的酒楼，自古以来就不一样，就是附属于城市户籍，在道理上也行不通。况且，临道店铺是行旅的依托，岂能容许一朝废除？拆除临道店铺，白白劳动扰乱百姓，不合于事理。就擅专裁决，令一切依旧。出使回京到了朝堂，然后才奏知文帝，文帝认为他处理得很好，说：“体察国家的大臣，应当这样。”
    后来，李谔因为年纪大了，出京任通州刺史，甚有德政，人们都心悦诚服，卒于官任。